中央首长家的那些保姆们
杨海鹏
浙江诸暨，是西施的故乡。墨城坞，只是个不甚出名的山边小村，乡里的邮递员起初也搞不明白，这个貌不惊人的村庄，如何跟京城里的中央首长那么“贴心”：每年，总有不少汇款邮件包裹从北京那些“代号信箱”寄到村里一些老人手上。
墨城坞５００多户人家，大多出自一个祠堂，同姓一个大寿。
寿家人耕读传家，偶涉商贾，却百年来没跟官字沾过边。
他们不是首长们的“草鞋亲”。
但在京城好些戒备森严的首长住所，你只要向门房通报一声“墨城坞寿家的”，就比今天进村长家还容易。
原因只有一个，寿家有能干贤惠的媳妇女儿。近二十年间，她们有十多位在这些大院里帮过佣。
她们凭自己的才智和持家的能力，在中南海和高干大院里确立了浙中保姆的名声，与她们地位悬殊的主人主妇甚至他们的儿女建立了真挚的友谊。
王震家的保姆
做得一手好女红
陈菊花在王震家帮佣６年。警卫、杂役称她是王震夫人王季青的“陈秘书”。
老太太没文化，但女红极好，口才也胜人一筹。
为王家烧饭的大师傅见到她很买账：“你要是读过书，不就多了个陈慕华。
”陈菊花大妈是１９８３年夏天到王震家当保姆的。
“我当时孩子都大了，田又不多，见村里的姐妹都到北京去，我想自己４０多岁也没出过门，就跟着去了。”
后来同乡给她介绍，去了王震家：“当时我听到，真有些怕，进了门就是‘１０个不准’。”
到了王震家，她的工作是“洗衣裳”、“打扫卫生”、“灌热水瓶”，“王震屋里三个儿子，四户人家，我总是从早忙到晚”。
因为有“１０个不准”，开始２０多天，除了干活，陈菊花“一句闲话不敢讲”。
惹她说话的是厨房的大师傅。“他们都是北方人，平常互相也斗，但因为我每天忙，不理他们，他们就想办法欺负我。”
办法之一是在菜碟子上“做文章”。
每天王家吃饭，端菜是陈菊花分做的，大师傅便把干净的菜碟子事先放在蒸笼边，“我端菜时碟子烫得要死，摔坏了好几个，他们却冲上来骂我。”那时“四人帮”粉碎不久，而姚文元恰恰就是诸暨人。大师傅、杂役们就用“姚文元”来激她。
“我被他们捉弄过好多回，你烘热盘子，我端菜时就先用冷盘子托一下……
晚上，一个人咽泪水，又不能跟王夫人讲，怕麻烦。”
“后来他们叫我姚文元，我就说中央领导怎么都是南方人，你们北方人一天只会斗嘴巴，好吃懒做。我们诸暨出过西施，为了国家命也勿要……我们诸暨人就是遗臭万年，也轮不上你们！”
陈大妈说，当时像“连珠炮”似地说了十几分钟，“轰”得对方瞠目结舌：
“他们话也讲不出！”
以后，师傅对她就客气了许多。
王震平日生活粗放，穿衣服也只盯着一件旧中山装穿，“那时他活动多，白天换下衣服，连夜洗，连夜烫，有时上边临时通知，真要我命。”
“我跟王季青商量，问她可不可以多做几件衣服备用，她十分为难。”
那时陈菊花才知道王震平日脾气暴躁，加上患了膀胱癌，常常要发些无名火，家里人人都怕他，除了几个年幼的孙子。于是，菊花征得王震夫人的同意，到街上买了些便宜的化纤料子，按那件中山装的式样做了几件偷偷放进衣柜，与旧的那件放在一道儿。
王震也不细看，穿上就走，回来觉得不对劲，问了情况，他没生气，反而哈哈直乐。
“那几天我和季青都很紧张，怕他骂浪费。见他这副样子，想是肯定有老战友夸了他的新衣服。”
这件事后，陈菊花与王震夫人亲密得像对老姐妹。
王家与荣毅仁家交情甚好，荣家的保姆嵊县人盛凤娟，“样样能干煞”，向为主人夸耀。
对王震夫人而言，她也有了个陈菊花，逢到荣家人，可以夸夸。“我做衣服是小时候跟堂姐学的，她开裁缝店，生意非常好”。“后来，一有时间，季青的衣服我也做，几个孙子的衣服也是我做。他们家最讲究的小儿媳妇从美国回来，衣服也是我做。”从洗衣妇到裁缝，在家里，地位高了许多。
“王震有个唐秘书，大师傅们就叫我陈秘书。陈菊花说，她不喜欢这种称呼。
但自从成“陈秘书”后，大师傅蒸馒头时，专门为她放进一盒大米饭。“那时我每顿只吃半只馒头，没力气。”
王震家规甚严，工作人员很少有机会同席吃饭。陈大妈却有好几次，最后一次是她临走，“几年没回家，女儿马上要生孩子了。”
最舍不得她的是王震夫人王季青。她送给陈菊花许多照片，都题了字，署名是“姐季青”。九年间，她们还通了十多回信。一封信中还对新聘的安徽小保姆有些抱怨。
陈大妈说，要不是发洪水扭伤了腿，她还想去北京看一看，照顾季青大姐。
在大妈的相夹中，还保存着十多张王震家人的照片。
这些照片发洪水时都被浸泡过，人的身影面目已不清，只剩下些影子。但大妈还是很认真地拿给记者看：“这是王兵，这是王军，这是王之。”
黄镇家的保姆
平生就爱喝口酒
寿国华给曾任驻法大使的黄镇当过半年保姆。她每餐不离酒，到北京时，姐妹们都为她发愁，担心她怎么能找到东家。但偏偏不嗜烟酒的黄镇，“尊重个人习惯”，而且为她打开家里的酒柜。寿国华家在村里算殷实之家。１９８８年时，三个女儿待嫁的待嫁，上学的上学，不用她操心。在家里，丈夫是“倒插门女婿”，大小事由她做主，看到村里的老姐妹一个个上了北京，她也想见见世面。
到了北京，同乡们对她却是人见人愁。她有个“恶习”，每天不能离开酒，而且黄酒不解馋，平日一天喝烧酒就要四两到半斤，否则“浑身不对劲”。这习惯，是在小时候养成的。她父亲是村里的书法家，会治印，小楷出奇的秀拔，喝了酒，还要吟吟诗，但最后悔的是只生了两个女儿。寿国华说，很小的时候，她爸爸便用筷子点点两滴酒让她尝。
到北京之后，她找了几家，人家听到“会喝酒的保姆”就吓跑了。七转八转，黄镇家急着要人，同乡便瞒着不说，把她介绍给黄家做饭，打扫卫生。
黄老那时已８０高龄。进了家门，寿国华做了第一顿饭，黄老觉得甚合口味。“他们家没什么规矩，很随便，我也是一直跟他们同桌吃饭。”
看到黄家如此随意，寿国华憋不住提出“无理要求”，“我说在家乡我每顿饭都要喝些老酒。
黄老的反应是：先是一愣，然后哈哈大笑；我也没想到，他说我们家尊重个人习惯。”
黄镇是文人出身，在高级干部中，与乔冠华乔老爷一样颇具名士风度。此后，黄氏家宴中，席上保姆独配酒具，自酌自饮，也成一景。既为保姆，黄家每月的饭资，都由寿国华掌握。不过，刚开始时，酒钱是寿国华自己出，多是北京的二锅头，“过瘾是过瘾，没有家乡的酒厚好喝。”
黄镇的长子黄山是名医教授，长寿国华一岁，偶尔也能喝几口。“黄山看我一个人喝，没事时，就说：‘小寿，一个人喝怪闷的，我来陪你喝几盅。’”这一陪也打开了黄家的酒柜。黄镇嗜书法，爱作画，别人以为文人嘛，必然“诗酒风流”，送给他不少名酒，放在柜子里无人问津。“我喝过不少好酒，中国的，外国的都有。寿国华得意地说，“黄老朋友多，黄山也是好交朋友，中国人、外国人都有，送酒索画求字的不少，我喝不光。”
“他们过去一直是转送别人。”这些酒里，寿国华认为是洋酒“最好喝”，“时间长，味道好”。
黄镇那时除了公务活动，书画交流，就是关进书房读书作画练书有次黄老写了幅“得意之作”，给同样爱书法的儿子看。黄山便把字展开，亮给寿国华看：
“小寿，看这幅字怎么样？”
“我看了看，有意说不怎么样。他又问怎么不怎么样，我说没我爸爸写得好。”
一旁的黄镇听后嘿嘿直笑，寿国华说：黄老的散淡，“很像我爸爸”。现在想起来，她很后悔没要几幅黄老的字画，她家一向是用父亲的字装饰房间的。虽然嗜酒，但寿国华从未喝醉过，她回家是因为长女要结婚，“当家人”不能不在场，这一去１０年，外孙已上小学了。
胡耀邦家的保姆
受到主人的谅解和礼遇
墨城坞有两个老太太给胡耀邦家当过保姆：负责卫生的钱军爱，和为胡耀帮次子刘胡看孩子的王改琴。
王改琴去北京，靠的是婆婆钱香梅。那时婆婆给吴冷西家当了许多年保姆了，她那时去北京，主要是发了洪水，家里困难，当保姆多了双挣钱的手，少了张吃饭的嘴。
婆婆给她介绍的人家声名显赫，总书记胡耀邦。“我开始真有些怕，这可是广播里天天有的名字，有了闪失，真不得了。”
王改琴的任务是照看胡耀邦的孙女，“这小人不好好吃饭，挑食，强迫她吃，马上又吐出来。”因此，这孩子长得很瘦，找了许多保姆都没辙。
她在胡家干了整整四年，具体年份已说不清楚，“只记得刚去的那半年他还不是总书记，常到儿子屋里逗两个孙女，后来当了总书记，吃饭也要在办公室，整天见不着个影儿。”
跟王改琴接触多的是胡耀邦夫人李昭，“她和胡耀邦每天早晨那顿饭，与我们一起吃。”
“我没去时，想首长家吃的一定非常好，谁知跟普通百姓家没啥两样。”
胡家的早餐是咸菜加稀饭，大人中，只有“总书记”特殊些，加个荷包蛋。
午饭、晚饭则是分开吃，胡家是湖南人，嗜辣如命，与多是北方籍的工作人员分开吃。王改琴馒头吃得惯，只是觉得大师傅烧的小菜“味道不好”。
王改琴养了三女一儿，抚育儿女的经验丰富，但碰见胡家孙女，也没多少主意。李昭有一回说起，让改琴用对付自己孩子的办法教育她孙女，听得改琴直怕——她教育孩子，只一个字：打。“那是‘龙子龙孙’，我一个乡下女人，怎么下得了手！”她只有去哄那个“小姑奶奶”，“还算顺利”，“在我前面，刘家辞掉了好几个，我干了，一直到孩子上学。”
改琴没有多少机会接近胡耀邦。
当了总书记，胡耀邦往往大清早别人没醒时就出来散步，回家很晚，有时彻夜呆在办公室批阅文件。王改琴说：“那么大年纪，还不如我们乡下老伯伯，可以睡睡安稳觉。
胡耀邦去世时，王改琴首先想的是“屋里面挣大钞票的人没了，日子怎么过？”她说，那时她每月吃住免费，每月２５元，而总书记一月的工资也只有３２０元，“他的孩子收入不高，要补贴，花钱的地方很多”。
胡家另一保姆钱军爱现在上海帮佣，地址不详。她当年的姐妹说，她是在大屋（胡耀邦夫妇屋里）做的，总有机会跟总书记说两句话。
钱军爱刚到北京时，从未给地板打过蜡，见地板脏了，忙用拖把蘸水去洗，把蜡全部弄掉了，水渗进地板缝儿里。
胡耀邦听说这事情之后没责怪她，反而说：“情况总是慢慢熟悉的。”
钱军爱在胡家也可以吃上米饭，据说也是出自胡耀邦的安排。有一次钱军爱被开水烫伤腿，胡耀邦夫妇还陪她打过吊针。
王改琴说，胡耀邦很忌讳家里人和工作人员叫她们保姆，他总是说：“人是平等的”。
周巍峙家的保姆
每月还能得到汇款
８５岁的吴银凤当了４０多年保姆，辗转京城四户人家。她是墨城坞保姆们的“领头雁”，十多个姐妹，都是她带到北京、介绍给首长家的。
现在没儿没女的她回到故乡，周部长还给她发“退休金”。吴银凤３５岁出去当保姆，在北京呆了４０多年帮佣半世，她觉得最值得夸耀的事是：８０岁时她觉得体力不支，坚持要回家，“周部长趁着去杭州开会，把我送到杭州，又把我男人叫出来，一起游了几天西湖”。最后，“用浙江文化厅长的车，把我们俩送到家里”。
吴银凤张口闭口叫的“周部长”，是前文化部长，负责全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。她在周家帮佣１７年。讲起４０多年帮佣经历，沉痛中的吴妈妈泪流满面。
她３５岁时，两个孩子先后死掉，那时她伤心过度，常常神不守舍。在上海的一个浙江同乡可怜她，便把她带到上海，一是散散心，二是为他带孩子。解放后这户人家去了北京，正巧当时供给制取消，他们再雇不起她，便把她介绍给卫生系统的高干吴家。“吴家的三个小孩都是我带大的”，那时她对待他们“跟自己家人一样”。“文革”时，吴家被打倒，吴银凤只好离开，在公安部一个老副部长家侍候病人。
病人故去时，“文革”已经结束。她又到了周家帮佣，“那时周部长问过吴医生，吴医生说我工作人品没得挑。”
在周部长家１７年，是她一生中最已愉快的１７年，年轻人待她如同长辈，周部长发了工资，直接由秘书交给她。“生活很惬意，心情好呀！”
在这１７年间，她先后将同村的姐妹十多人带到北京。陈菊花说：“我们这边女人能干，比别的地方的保姆都贤德，是吴妈妈打响了牌子。”
她成了十几个人的“头儿”。忙好工作，老姐妹们常常结伴在京城游玩，由于吴妈妈是介绍人，就多了项责任：一旦有矛盾，她要向上面反映，维护姐妹们的利益。
有一个部长的公子常刁难保姆，他媳妇也帮腔。一听到这个情况，吴妈妈立即找部长评理，结果，儿子儿媳被“熊了一顿”。
吴妈妈说：我们保姆也是人。“我们诸暨人出外做事，一是要能干，二是对要牢靠，三是要面子——做人不能低三下四。”
１９９３年回到故乡时，她离开已整整４５年了。
她和丈夫寿汝绥，在这４０多年里，相见不足五次，相处只有三四个月。
后来就发了大水，整个村庄被淹没，吴妈妈从此瘫痪在床，生活全凭丈夫照顾。盖了房子，积蓄告罄，丈夫地里的活也干不动，这时候又是周部长伸出了援手，“每个月他寄２００块，说是我的退休金。”
记者见到吴妈妈时，正巧周巍峙给老人寄来了药，这些降压药价格不菲。吴妈妈抱着药匣又说：除了村里人，周家真是她在世上的“唯一亲人”了。
完
